专访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教师、翻译杜方绥：中国文学何以打动世界读者

一般认为，中国和法国间的文学交流最早可追溯至17世纪末。现在，法国已成为欧洲对中国文学最有研究、历史最悠久、中文教育体系最完备的国家之一。

中法文学在传统、思想与风格上存在哪些异同？在转译中国文学时，会遭遇哪些“不可译”难题？如何将原作者的“神韵”准确传递给读者？近日，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教师、翻译杜方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展开深入探讨。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学习中国当代文学多年，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杜方绥：我学习中文实属偶然。2006年在法国格勒诺布尔第三大学学习英语时，出于对语言学、文学和写作的兴趣，我突发奇想选择中文作为选修课。由此踏上了人生中收获最丰富的旅途。

2007年大学毕业后，我到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学院汉语进修班（中级）学习一年汉语，随后返回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继续学习，先后取得“世界文学与跨文化”硕士、中国语言文学博士，2017年在学校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文学”“中文写作”“中译法”三门课程。

在这里，我认识了对我人生影响最深远的老师——法国知名汉学家、翻译家杜特莱教授。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将阿城、韩少功、苏童、王蒙、莫言等中国当代作家的大量作品译成法文，并多次获得重要翻译奖项。

我了解中国文学就是从莫言开始，杜特莱教授在课堂上让我们翻译《四十一炮》的片段作为练习，从那时起，我就迷上了这位“怪才”作家。作为中国当代先锋作家，莫言的作品通俗易懂，语言豪爽、夸张，充满野性与生命的力量。莫言在叙事技巧上的先锋与创新让我觉得非常有趣，吸引我走进中国当代文学的殿堂。

中新社记者：作为译者，你认为法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在核心理念、表现手法上有哪些异同？

杜方绥：世界人民对法国有个刻板印象——浪漫主义，我不这么认为。浪漫的底色是克制，在平静生活中做出意外之举，浪漫才得以产生。

有句话说，“法国人是欧洲的中国人”，我很认同。我就是一个含蓄的法国人，更能读懂并欣赏中国文学传递的审美理念和价值观念。因此我认为，中法文化的共性或许大于差异。

当然，文学作品类型多样、作者风格千差万变，即使我已经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学20多年，仍难以用一句话概括其特点。若非要探究法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异同，我认为本质上是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与东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区别。

法国文学更关注个人情感与个体生命体验，并从中追求一种共同的价值观。而中国作家更关注个体在集体中的意义、个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重在探讨时代的变化。

中阿双语电视专题片再出发以文化为媒 续写中阿交融共生故事

本报讯由中国新闻社与阿联酋迪拜中阿卫视联合打造的文化系列电视专题片《文化中国》将于5月9日在迪拜黄金时段推出第五季。第五季节目将继续带领阿拉伯受众走进中国的大江南北，体验灿烂多元的中华千年文脉，感受中国各地城乡烟火和百姓的时尚生活。从中华传统技艺到现代科技发展，从节庆民俗到日常生活，节目凭借贴合阿拉伯受众视角的内容，收获了来自阿联酋、沙特阿拉伯、阿曼、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观众的喜爱

两者也有许多相通之处。那些人类共同的情感——生与死、爱与恨、情与法……总是能跨越文化的隔阂打动读者，我想这也是中国文学受到世界欢迎的原因之一。

中新社记者：在翻译过程中，你遇到过哪些“不可译”的难题，又如何通过“转译”塑造原作者的“神韵”？

杜方绥：我翻译过不少中国作家的作品，比如莫言的《月光斩》、饶平如《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贾樟柯《贾想：贾樟柯电影手记》等，他们的风格如此不同，让我在翻译过程中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如果以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为参照，信是最基础、也是最难的部分。在文学作品中，通常存在作者没有写明、只有原文读者才能体会的文化语境。比如中医里常见的“热”“湿”“燥”等概念，中国读者一目了然，但外国读者无法理解，所以我会尽可能查找资料、添加脚注，或者在相关词汇前增加定语，比如“热”改写为“性质热”，使其所指更加明确。

此外，作者流淌在字里行间的真实情感往往也难以复刻。所以，在呈现原文最感人之处时，我并没有按照形式特征来翻译，而是让隐隐约约的阅读感受引导自己，构建新的形式，再与原来的形式作对照并慢慢校准。

法国作家杜拉斯的中篇小说《情人》20世纪80年代被翻译到中国后引起巨大反响。将法文与中文对比就会发现，译者增添了很多原文没有的表达，但更加贴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由此可见，高复原度并不代表着最好的翻译，传达原作的“意境”、打动读者才是核心。这就要求译者有更大的阅读量、词汇量，才能慢慢摸索、把握、呈现原作者的“神韵”。

如今，借助AI等技术，十几秒就能翻译一篇文章。然而，当答案得来太快，人们就无法在探索中深刻体会异国文化的“意境”。这也是我想告诉学生的，转译需要探索、需要迷失，过程远比结果更加重要。

中新社记者：你认为中国文学未来将如何进一步走向世界，对世界文学产生何种影响？

杜方绥：2017年初，我翻译的《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在法国出版，开启了其在世界范围内出版的旅程。在中国，这是一本销量高达数十万册的畅销书，法文版问世后，引起不少法国媒体关注。

回顾自己作品引起的热潮，饶先生笑称是“木偶奇遇记”，其作品的朴素证明了这是一句心里话——他之所以拿起笔来写和画，是为了悼念亡妻毛美棠，并且给子孙描绘他俩从小的共同回忆，没想到媒体和出版机构会看中这么一部“家用”作品。而正是因为他想为家人“追忆似水年华”的初衷，那本有形有色、有声有情的回忆录才获得如此广泛而热烈的反响。

这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珍贵，也很有启发。不少中国小说到了国外就像怀才不遇的歌手，往往未能引起在原来文化语境中的共鸣，这是翻译难以避免的损失。不过，正如莫言所说，作家要保持一种“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的精神。

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贺拉斯·恩格道尔也说过：“只有那些为自己而写，全不受读者左右的作家，才更有独特的价值……”饶平如做到了这一点。

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不要“靠拢”世界，为世界提供中国的视角和答案。至于翻译家该如何呈现原作的情感流动和文化底蕴，只有通过翻译数量和质量的增加，才能让下一代读者对中国文学有更深的理解，这也是翻译工作的意义所在。

中新社电作者陈静